“很难想象当时医院的工作人员是如何对待Art和其他AIDS患者的。膳食科的人将食品留在走廊里，因为他们不敢走进病房。护士拒绝抽血或者为患者测体温——他们总是试图把这些事留给后面值班的人。像我这样的合伙人只好来填补空缺，换脏床单、喂患者吃饭、护理褥疮。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变得非常擅于同殡葬公司讨价还价。”
——Jan Carl Park，Art Alliston的合伙人
3月，英国政府以“不要帮助艾滋病”（Don’t aid AIDS）为口号，开始了第一个面向公众的艾滋病宣传战役。在英国国内的各大媒体上出现了关于AIDS的系列广告。
5月，国际病毒命名委员会决定用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代替此前使用的LAV和HTLV－Ⅲ，作为引起AIDS的病毒的名称。
6月23－25日，国际艾滋病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WHO总干事H． Mahler医师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可能已经有1千万人感染了HIV。
8月，美国联邦政府第一次以违法歧视艾滋病患者为由，对一名雇主提起诉讼。某医院因为一名护士感染了HIV而将其开除，且不为其提供替代就业机会。这被视为侵犯了这位艾滋病患者的公民权利。
9月，一项研究的早期结果显示，一种被称作AZT的药物能够降低HIV的侵袭力。这被视为艾滋病医学治疗领域的一个重大进展。AZT最初在1964年被合成，曾被作为一种抗癌症药物，但是后来被证明无效。
AZT的临床治疗研究共纳入282例患者，这些患者被分为两组：其中一组（145例）服用AZT，而另一组（137例）服用安慰剂。6个月之后，AZT组织有1例患者死亡，而安慰剂组有19例患者死亡。这项研究在早期即被停止，因为人们认为，使安慰剂组的患者不能接受一种提高其生存率的治疗是不符合伦理规范的。（据最新研究进展显示，艾滋病治疗应按标准联合用药方式进行，使用单一药物可能增加耐药性。）
“研究结果一经公布，即引起了狂热的兴奋和争论。AIDS热线和医生办公室的电话被来电淹没，社区领袖警告说实施可能并没有那么乐观，医生们争论者由于提前终止只实验而引起的伦理和医学问题。”
——《时代周刊》
10月，美国发布了《医学长官的艾滋病报告》（Surgeon General’s Report on AIDS）。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就将对艾滋病防治采取的行动发表重大声明。这一“不同寻常细致的”报告鼓励患者和学校开始“坦诚、公开地讨论”艾滋病。
截至1985年底，WHO接到了来自85个国家的38401例艾滋病病例报告。
本期关注 输血与艾滋病
“如果红细胞是今天的一种新药，那么它一定很难被批准上市。”
——Dr． Jeffrey McCullough
1667年的冬天，一个名叫Antoine Mauroy的“疯子”（狂躁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被带到Jean－Baptiste Denis的面前。Denis是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著名御医。对于Mauroy的狂躁，Denis有一种“理想”的“治疗方法”——向他体内输入小牛的血液。Denis认为这种方法有镇静作用。在第二次输血后，Mauroy的症状有所改善，但很快复发，最后死于砒霜中毒。不久，Denis向人体内输入动物血液的做法引起了广泛、激烈的争论，终于到1670年，输血疗法被宣布禁用。此后，“输血”这一概念沉寂了150年。
19世纪，英国的产科医师James Blundell改进了输血技术和输血用工具，并提出人只能使用人类的血液。但是，1873年，波兰医师F． Gesellius揭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半数以上的接受输血疗法的患者在接受治疗后死亡。输血疗法的有效性再一次受到质疑，直到1900年，奥地利病理学家Karl Landsteiner发现了血型的存在，Landsteiner因此获得193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20世纪初期，美国的Dr． Richard Lewisohn试验成功了抗凝剂，这就解决了此前困扰临床医师的血液凝固的问题。
输血使很多以前无法进行的手术成为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范围内的血液需求量迅速升高。仅美国就收集了1300万单位的血浆。在英国伦敦，献血量达到26万升。
然而，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人们对输血认识似乎并没有再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NEJM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尽管每年美国有300万人接受1100万单位的血浆，但是，在临床实践中却只有少得可怜的数据“来指导进行输血的决定”。NEJM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大约66％的输血都是不正确的”。而且，人们对血液传播疾病的认识显然落后于这些疾病的传播。
法国人Yves Aupic是一名登山爱好者，1985年8月在攀登勃朗峰时不慎摔伤，接受了输血。两年之后，他被告知，他是HIV携带者。但Aupic发现，有大约4000名法国人在80年代中期因输血或是用血制品而感染了HIV。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法国污血案”。
1982年10月，美国已经发现艾滋病可以经血液传播的证据。1983年9月，英国政府要求AIDS“易感人群”停止献血。1984年5月，美国卫生部称，将对血库中的血浆进行HIV检测。
1985年4月，时任法国国家输血中心（CNTS）主任的Michel Gerretta参加了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艾滋病会议。他听到来自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几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解释他们为什么对血库中的血液进行HIV检验。他也得知，一种加热方法可以使血液中的HIV失活。但是，当他回到法国之后，他决定法国的血库不需要美国先进的检验手段或者加热处置方式。1985年6月26日，他下令“按正常渠道用尽血库中未经加热处理的血浆。”
1985年2月，美国Abott公司已经就其生产的可以检验血液中HIV的试剂盒向法国政府提出专利申请。而当时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试剂盒仍然在研制之中。最终，Abott公司的产品在1985年7月24日获得专利批准，这时已经是在巴斯德研究所的类似产品获得专利批准的1个月之后。
“但是，国家利益指示，这些检验应该是‘法国制造’的。对被告人的检控之一即是他们拖延新试剂盒批准是为了巴斯德研究所研发自己的相关产品赢得时间。”
——Wall Street Journal
1992年8月5日
另一项与“污血案”有关的技术是“批处理”技术。这种技术是对很多供者的血液进行集体处理，而不是对某个献血者的血液进行分别处理。这样，一份HIV阳性的血浆足可以污染所有同批次处理的血浆。而且，CNTS仍然在HIV感染高危人群中采集血液，如监狱（一项官方调查数据显示，监狱中10％人群是吸毒者）和红灯区周围的街道。尽管有关方面不断发出警告，但是监狱采血的数量反而上升。而CNTS仍然拒绝使用进口血浆补充国内血浆供应的不足。
1992年，法国高等法院就“艾滋病污血案”做出判决。前CNTS主任Michel Garretta被判处4年监禁和10万美元的罚金；前CNTS输血研究部负责人Jean－Pierre Allain被判处4年监禁缓期2年执行；Garretta、Allain和CNTS共同向受害人支付158万美元的赔款。然而，受害人家属继续就该案提出上诉，1999年，前法国总理Laurent Fabius和另外2名前内阁成员被送上法庭，成为二战以后，法国第一次接受审判的国家要员。结果Fabius和前社会事务部部长Georgina Dufoix被宣告无罪，而前卫生部部长Edmond Herve被宣告有罪但未被判处刑期。然而，受害人的上诉仍在继续。
更令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法国并非是世界上唯一出现艾滋病污血案的国家。由于血液污染原因，1988年～1990年间，罗马尼亚儿童HIV阳性率达到30例／百万人口，而同时期欧洲其他国家儿童的HIV阳性率仅为0．5例／百万人口。最近，加拿大《渥太华公民报》披露，美国曾向加拿大出口监狱囚犯的污血，加拿大已经发现大约有6500人因此感染HIV或HCV。
随着世界范围内公众对艾滋病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污血案”被曝光于天下。输血，已经同高危人群的行为方式一起，推动、加速了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然而，最令我们担心的还是如Lancet上的一篇述评所指出的那样：“尽管HIV和血液之间关联所引发的危机长期存在，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明确地提出限制血液传播疾病的有效的系统控制方案。”
如果，再有一个陌生的可以经血液传播的疾病出现，艾滋病的悲剧是否会重演？
点评
输血的目的是为挽救生命、治疗疾病。然而，因输血而造成疾病传播、造成死亡、病残的事例，已经数不胜数了。造成损失最惨重的，是因不规范或非法采、供血而引起艾滋病的传播。类似于在法国发生的悲剧，在其他国家，甚至在我国也曾发生，教训是极其沉痛的，负面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这涉及多方面因素。首先是人类对任何新的病原体，其所引起的疾病、其危害程度的了解有一个过程。这似乎是所有原因中唯一可以理解或原谅的原因。其他因素，如明明知道一大批库存血液中可能有受污染的血，而且已经有了可靠的检测甚至消毒灭活艾滋病病毒的手段情况下，仍然坚持把这批血液用完，结果造成数以千计的人受HIV感染，就不是大错特错的问题，而是一种严重犯罪。管理制度要严格，管理的方法要科学。要有输血有可能传播多种疾病的危险，包括目前人类尚未认识的疾病这种意识。将大量不同来源的血液混合起来再分装供应、或用大量混合血液制造血液制品，可能是造成感染因子污染而扩散的重要途径。因此应当对每一位献血者都要进行严格的筛查。筛查的病原体种类应当尽可能多，但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
这样的悲剧是否不会再发生了？这值得我们深思。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造成悲剧重演。我们医务人员从这类历史事件中能吸取的教训很多。首先应当建立或强化一种意识，即决不轻易地做出给病人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的决定。应当有比较严格的输血适应证。有些医院对于接受较大手术的病人，收集自身血液回输，取得很好效果，值得提倡。在很多情况下，输血并不是必需的措施，使用某些血液制品也无必要，或没有明确的治疗作用。在这类情况下就不应当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当然我们也应当避免形成“谈血色变”的情况。在有明确适应证的情况下，应当给病人及时输入经规范途径采集、供应的血液。
200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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